认识虹姐和惠姐，是十七年前在北京的胸部肿瘤医院。那所坐落于通州郊区的美丽如花园般的国家著名胸部疾病研究中心，有着我刻骨铭心的记忆，虹姐和惠姐便是其中最深的烙印。

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夏季病院的后花园里那些盘根错节的紫藤架，我时常静静地坐在藤荫下舒适的石椅上，看四周枝叶繁茂的柿子树，盼望着秋天柿子果实成熟时，我也能够收获健康。

不时有步履蹒跚的人缓缓踱过，有放疗后脱光头发的面色苍白而庸肿的癌症患者，也有做了“胸改”手术后，手里提着一只“引流瓶”的患者，慢慢挪动着追寻健康的沉重脚步闯进我的眼帘，那根插入病人胸腔的引流管总是深深地刺痛着我的眼我的心，人和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

而虹姐和惠姐的出现，就像一道别致的风景，使人眼前一亮。她们都留着瀑布般的长发，虹姐身材修长而惠姐小巧玲珑，虹姐的眼里有着现代奔放的热情而惠姐眼里蕴涵着古典的羞涩，如果不是那一身肥大的白底蓝条的“号服”上打着“一区”的字样，谁能相信这两个青春美女是住在重症区里的病人呢？

俩人微笑着坐在我旁边，她们开口与我交谈时，那标准的东北口音让我激动得差点拥抱她们，得知虹姐和惠姐都来自白城市，那种“远亲不如近邻”的亲切感，很快使我们熟悉起来。

她们俩人都羡慕我能够住进“五区”里，因为“五区”是轻微患者治疗区，在重症患者眼里，“五区”差不多算得上是 “健康贵族”居住区了。虹姐和惠姐的病情几乎一样：左侧两个肺叶已经完全损毁，右侧三个肺叶遍布病灶，胸膜严重积水并粘连，并且两人都有多年的病史了，真是“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”啊！刚刚住进医院来的她们对未来感到迷惘，我就安慰她们：“只要没住进‘三区’，早晚都可以重归健康的怀抱（三区是癌病区）。”她们都笑了，只是惠姐的笑里多些苦涩的味道。

在与疾病纠缠的日子里，无论医院的条件怎么优越、环境怎么幽雅也改变不了生活的单调而寂寞，慢慢地在特殊的环境下，各人就有了各人的特殊生活方式，我和虹姐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接触越来越多，我们有着共同的爱好，与一位年逾古稀的长者学打太极拳，二十四式、四十八式都打得像模像样的，没事时就买来各种书籍来读，除了交流文学，还研究怎样科学食补更有益身体健康，一起构想抛却病痛后，要好好工作证明自己的价值，并且争取游遍祖国山山水水，并笑谈要拼命吃遍东、南、西、北各大菜系所有美味佳肴而绝不减肥，再也不为无谓的事情给自己增添烦恼，快乐地生活，就这样我们从心里驱赶着病患的阴影。而惠姐却耐不住寂寞，与“四区”里一位同病相怜的有妇之夫日久生情，她不在乎那份感情是否可以天长地久，她说要在自己有生之年，享受到能够享受的一切。看似弱不禁风的惠姐尤喜豪饮，情人也就满足她的爱好常常与她一醉方休，他们甚至不遵医嘱以有事回家为由，相伴外出游玩，短暂的欢愉带给惠姐的是越来越重的病痛折磨，而惠姐在情人爱怜的目光里，似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。我和虹姐善意的劝解换来的是惠姐的抵触，她与我们渐渐疏远了。

柿子树果实累累的深秋时节，我终于如愿以偿，带着医院的康复诊断如同获得了免刑的“特赦令”，在病友们羡慕的目光中，荣归故里，从此与虹姐、惠姐很少再有联系。

再次与虹姐偶遇，是时隔十五年后到白城出差。市政大楼前一位风姿绰绰的漂亮女士吸引了路过的我。好面熟啊，我们四目相对时，从对方判断的神情里都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。虹姐居然能够一下子将我抱起来转上几圈，真的是当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虹姐吗？从她容光焕发的气宇里再也读不出从前的苍白与虚弱，虹姐幸福地告诉我，她的儿子已经八岁了，夫婿是位医生，她如今在市政府承担要职，是单位的排球主力。在家人的支持下，忙碌的工作之余还抽时间练练瑜伽。我们谈到当年在北京共同渡过的那段特殊时光，感慨万端。虹姐在我离开后，以超强的毅力在医院严格遵照医嘱，坚守了整整三年的时间，终于战胜了病魔的侵害，重获新生。

问及到惠姐时，虹姐伤感地告诉我：“惠在我出院后的第二年，彻底告别病痛，永远离开了大家。也许惠早已放弃了生存的希望，从她茫然地享受着本不应该享受的那些快乐开始，就走向了她最终的归宿，那年惠刚刚二十八岁。”

健康而快乐是每个人都追求的生活，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人力所为呢？幸福离我们远吗？走过那段阴霾的岁月，人就会真正懂得，活着，要珍惜什么。